作者：陆晔  来源：单读 

女性将带领我们走向怎么样的未来？在 2018 年 10 月 21 日下午，第四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她们的未来”主题演讲在单向空间阿那亚店举行。我们邀请了来自文学、新闻、影视、艺术、学术等领域的女性讲者——陆晔、郭爽、彭可、马李灵珊、于威，讲述她们的生命历程，分享她们的未来之眼。
今天要分享的是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陆晔教授的演讲，她演讲的主题是“在新技术时代重新理解人与社会”，她认为移动互联网重新构建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形态，而在新型的网络社会中，人们也许可以摆脱身体和性别的束缚，为自己的生活创造新的可能。

▲陆晔，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新闻学院教授。华中理工大学工学学士，北京广播学院法学（新闻学）硕士，复旦大学法学（新闻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后，美国南加州大学富布赖特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介社会学、新技术、影像与日常生活。

你在旧的频道上，

不可能听到新的声音

大家好，非常感谢单向街这样一个邀请，刚才开场的两位都说了，希望有一些女性来分享自己的故事，特别遗憾的是我们这些学者很乏味，没有什么人生故事分享。但是我接受了这个分享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选题，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可以站在媒介学者的立场，分享一下我关于未来和每一个个体如何面对未来的思考。

我今天用的题目是新技术和人与社会，首先第一个前提就是当我们在讲如何面向未来的时候，其实首先要讲的是我们今天立足于哪里。那今天的这个时代，我想每一位年轻人，尤其是我后面的几位讲者，应该都会从他们的生命体验和文化实践当中深深地感觉到现在相对于过往的最大变化，就是移动互联网新技术给整个社会和文明带来的变化。

媒介学者马克·波斯特的著作《互联网怎么了？》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在思考当下，就像用收音机调节器在频道上转来转去，在旧频道上不可能听到新的声音，因为你根本不在那个波段上。所以也许我从媒介的角度，也是我自己的研究领域，可以回应一下如何面向未来的问题。媒介文化学者卡斯特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了一套书《网络世界三部曲》，其中有一本叫《网络社会的崛起》，把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按照断裂式的方法分为三个阶段。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written by Manuel Castells

published by Wiley-Blackwell

第一个古腾堡星系，他认为字母、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为人类文明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因为说话者与说话的内容之间可以完全分离，思想可以依靠文字来传承，不再需要像古代的荷马史诗那样口口相传。这是人类文明飞速的进步，但是它同时也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女性性别的角色或者性别政治的问题，就和教育程度或者说识字率，密切关联到了一起。

▲古腾堡星系：字母、纸张和印刷术

第二个阶段被卡斯特叫做麦克卢汉星系。如果大家熟悉媒介学，可能会知道麦克卢汉有几句名言，第一个是地球村，也就是由于信息的连接，我们整个世界都处于一个地球村；第二个是媒介就是信息；第三个是说媒介技术是人的延伸。我专门找到 1960 年代企鹅出版的第一版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你们会注意到，在封面上“message”（信息）被错误的印成了“massage”（按摩），他最后决定接受这个错误，因为他觉得这也是一种暗示。大众媒介，尤其是广播和电视，特别是电视，都是社会的麻醉剂，因为是用最低的标准生产文化产品，从一个点向众多的世界扩散。虽然对大众媒介有诸多的批评，但我们同时意识到正因为这种一点对多点的传播方式，就赋予了大众媒介一种重要的社会价值，就是非常容易形成社会共同体。所谓的“天涯共此时”，我们看共同的东西听同样的内容，这就是卡斯特认为麦克卢汉星系和古腾堡星系截然不同的地方。

▲1960 年代企鹅出版的第一版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

第三个时代他认为是今天的时代。按照马克·波斯特的说法，如果你要比较新技术媒体和传统媒介，就好像你是去类比互联网和水电站一样，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媒介形态。他觉得新技术或者说移动互联网并不是一个对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的迭代，而是全新的技术方式，这种技术方式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是多点对多点，每一个人在传播的环节当中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同事用节点主体这样的概念来概括，互联网媒体不再是大众传播时代的一点对多点，而是多点对多点的参与性和互动性的网络社会。

柔软也是一种力量，

但它只有在网络社会才能达成

那么在这个网络社会当中，如果我们来回溯跟性别有关的历史，我觉得我们有一些可以讨论的空间。比如大家可能非常熟悉这样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是 1967 年马克·吕布在美国华盛顿青年学生运动的现场拍摄下来的，表现的是当时青年学生反战运动和国民卫队的冲突，照片中的女孩子手里拿着花面对刺刀，这样巨大的反差性和冲突性使它成为了对 60 年代的青年文化运动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一张图片。

▲1967 年马克·吕布在美国华盛顿青年学生运动的现场拍摄的照片

一位媒介文化学者吉特林写过一本书，这本书是在 80 年代初出版的，《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中文版在 90 年代引进，叫做《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书里面讲到 1960 年代的美国青年文化运动，实际上有多种多样的社会动因和理论来源。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非常适合形成共同体，在这种形成共同体的过程当中，青年人越来越感觉到在寻求自我的时候不是仅仅用文学的方法、艺术的方法，不是仅仅在大学校园里面，而是延伸到了整个社会的公共生活。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written by Todd Gitlin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所以，从 1959 年艾伦·金斯堡在哥伦比亚大学“垮掉派”的诗歌朗诵会，到 1966 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提出了“爱·自由·正义·和平的青年运动”的口号，再到后来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其实贯穿始终的都是一种探寻自己的身份，然后把这种身份认同从文学、个体、校园拓展到社会生活的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而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媒介起了重要的作用。吉特林提到在 1960 年代，美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大学生的人数超过了农民人数的国家，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样一个青年社会运动的主体变成了青年人，尤其是女性在里面占据了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们来对比今天，在从去年到今年的 MeToo 运动当中，我自己也不断的在社交媒体参与过一些讨论。今天在这个场合，我没有办法来展开我对 MeToo 运动的看法。但是我非常赞同梁鸿教授的概括，她认为 MeToo 运动是由个体出发的面向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我们每个人都在里面学习和成长，这一点我非常赞同。

▲《时代周刊》年度人物；MeToo 运动标语

而我想说的是：由个体出发是如何发生的？是由于移动互联网，由于每一个人的手机，每一个人的社交媒体，我们都可以在里面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记得在九月底的时候，一位 MeToo 亲身参与者弦子和她的爆料者麦烧，在网络上面有一个对话，他们提到说柔软也是一种力量，这句话让我想到了前面给大家看的 1960 年代那张马克·吕布著名的照片，同时我也会认为这个柔软的力量是在网络社会才有可能达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它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这种全新的文化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其实它是和新技术密切相关的，我们把这种文化概括成所谓的“真实虚拟文化”，它既发生在线上，也发生在线下，或者真实的生活当中，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参与、互动和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仅是通过一个手机既可以获取信息，也可以进行社交，和你的朋友聊天玩游戏，也就是说不完全是设备的融合，它还发生在更深远的领域，包含了头脑中的观念，和手机变成个人与外部世界交互的界面的一种过程。

如果不是虚拟文化，

我怎么可能以这种方式与世界发生联系？

这样的一种新技术带来的真实虚拟文化至少有三个特征，第一：无时间之时间。我用了这张图，是二次元们在八月底的时候，热烈庆祝初音未来第十一个十六岁生日。这句话在传统的文本中是不通的，因为时间是线性的，时间是流逝的，什么叫“第十一个十六岁生日”？但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面它成立了，换句话说，现实生活的时间在网络上有一部分是消弭了，是被重新建构的。

▲日本虚拟偶像初音未来

那么第二个特点叫作流动的空间，所谓流动的空间，是指一方面技术抽离了空间，我们这么多人每天在网络上发生真实而密切的联系，但是我们可能相隔千里。就像大家都熟悉的，我们看美剧是通过字幕组，可能会有人知道，其实在美国也会有一些年轻人，专门翻译中国的电视剧，尤其是宫斗剧，所以美国也有他们的字母组，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连接，也是他们真实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一方面现实的空间被抽离了，但是另一方面空间又会被重新建构，重新嵌入到生活当中，比如说今天我们所在的场所和这场活动，单向空间到底是什么？单向街是什么？是一家书店，是几家书店，有实体的存在，但它同时又是文化品牌，又是每个人聚集的社区。这家书店在网上被当作网红打卡点，在没来之前我已经完全熟悉这个书店的构造，并且我知道在早上几点来能够拍到早上的太阳，就像网上流传的那些网红照片一样。但另一方面，这样的一个实体的空间，让我们通过网络连接，能够在今天坐到这里。空间现在变的不那么完全固定了，它随着情境改变，这种情境可能是虚拟的，可能是真实的，可能是重新构造的，所以这样的一种特征是我们面向未来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单向空间·阿那亚店

第三，是机器和有机体互嵌，这关乎到性别问题，性别和身体本身的关系、和身体政治的关系特别复杂，我自己不做性别研究，所以没有办法做关于性别的讨论。但是我们确实看到南非的短跑运动员，他这样一个身体的构造，在传统意义上我们会说他是一个残障人士，因为他没有腿，但是今天有很多人讨论说，他完全可以像我们其他有腿的人一样箭步如飞，并且安装的机器腿可能比普通人的腿还要强健，比如说它至少不会衰老，那我们到底应该把他看成是残障人士，还是机器和人结合的更高级的人体？这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赛博格”（Cyborg）这个单词是“控制论”（Cybernetics）和“有机体”（Organism）的结合，赛博格或者赛博人变成了今天我们如何来认同自己身份的参照。手机在今天很多时候它代替我们，或者说它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进行交互的方法，当我们的肉身已经变的不那么重要的时候，尽管性别一定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可能是生理的影响，或者是社会文化后天的影响，但我们确实有可能可以摆脱身体。

▲南非残疾人运动员皮斯托瑞斯，曾被称为“刀锋战士”

为什么今天在讨论面向未来的时候我们来看新技术的问题？就是因为它带来了新的开展公共生活和文化实践的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移动社交所带来的，第二个就是实时性。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拍照并且已经在发朋友圈，并且可能有地理位置的打卡，我们看到实时的地理位置的时候，城市、我们生活的空间、整个社会在我们眼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而这种实时性确实给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都带来了新的可能，比如说摇一摇身边的陌生人，给我们的社交带来了新的可能。第三个重要的特点是它的这种参与。我给出的这张图片是上海思南公馆的露天博物馆，它有一个二维码，在各种各样的历史建筑、街区，甚至一棵梧桐树上，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游走在整个空间之中，刷二维码可以看到里面的故事，它不再像博物馆一样规定路线，而是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其中，为这个文化、这个地点贡献自己的见解、思想和观念。再说像我们今天的自拍，不管说它低俗也好，平庸也好，它仍旧可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青年文化。

▲上海思南公馆的露天博物馆

我的最后一个案例，这是今年夏天当代艺术家徐冰在 798 园区展出她个人的作品的一个展览《蜻蜓之眼》，是全部用监控录像来生产的剧情长篇。很多人说到监控就会讨论到老大哥的问题，并不是说老大哥不是问题，而是我注意到这里面另外的一个小细节，有四十多个人物在影片当中出现，徐冰咨询了许多律师，无法解决肖像权的问题，后来他说既然每一个监控都有具体的地理位置，那我们就来寻找每一个人签一个同意书。很多人说他们会同意吗？他们找到三十多个人都同意了，这个问题我和单读的副主编刘宽有过一些讨论，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个开电脑店的小老板说很高兴，他说如果不是因为监控拍到了我的影像，传到互联网上，怎么会有北京的艺术家来找到我，我怎么可能以这种方式跟更广大的世界发生一种联系？

▲徐冰展览《蜻蜓之眼》宣传海报

所以我想说，在一个新技术的时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性别的问题，是每一个个体面临的问题，我们都在不断的摆脱肉身，尽管这个肉身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影响，但是毕竟我们有了开创新的公共生活和文化实践的可能。最后用一句话来结尾，这是在 1990 年代迷幻摇滚乐队“感恩而死”的词作者约翰·佩里巴洛第一次体验虚拟现实传感器之后说的话，他说“忽然，我没有身体了”。虽然性别依然是这个社会严重的问题，而且一直包含着强烈的不公，但是今天基于移动互联网，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的男性、女性，或者说本身性别这个概念也要有更充分的、更多元的的定义和讨论，我们都有创造自己未来的公共生活新的可能，谢谢大家。